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3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历史性决策,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次非凡的伟大觉醒。 这种觉醒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新局面,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和发展。 30年来,随着全民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开始了新一轮的实证研究,对象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等文革前就已经“热门”且有大量研究的领域。 ,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维新等过去相对薄弱的领域的研究。 1898年运动; 加强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研究。 在史学等专业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开辟了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领域。 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些新课题甚至后来者居上,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 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各方争论活跃,而经济史、社会史等以往被忽视或认为是禁区的研究领域却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蓬勃发展:优秀学者迅速涌现,一大批创新成果诞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突破何处》一文,提出从近代史研究“最薄弱、最困难、最重要的内容”入手,即、中国现代经济。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的思路。 此后不久,在《历史研究》编委会等人的带领下,他们也发起了一项以“让历史内容回归历史”为题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议。 这是经济史和社会史成为新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最具活力的两个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机。 事实上,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繁荣,不仅仅是学术发展的表现,而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迫切需要。 当我们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自然需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研究领域出发去寻找答案。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制度转向现代化相关问题。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突出地提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从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 包括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各领域经验的具体考察,对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的总结,对中外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比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的评价和分析。其他各政治派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制度、原则、政策和实施模式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受到改革开放形势的启发,伴随着外国社会史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在对旧的研究模式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和重建。 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满足了学术发展的需要,而且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 社会史学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让历史的内容回归历史”。 其意义包括研究重点的三个转变:一是从精英史转向普通人史,通过对大众日常生活的讨论揭示导致“英雄”大量涌现的社会内容;二是从精英史转向普通人史。 二是把政治史转向社会日常生活史,关注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内容; 三是从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阶级斗争史”模式被突破。 ,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被重构为新的知识体系; 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因而得到丰富、深化和拓展。 这应该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活跃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长期盛行的“左”倾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释放了精神潜能,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做好了准备,历史著作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一次机会。 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活力的重要条件。 在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繁荣时,我们不禁看到,这种繁荣与思想解放所带来的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动密不可分。

诞生于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初步建立了基于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封建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判断。大众)在 20 世纪 40 年代。 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历史学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将阶级斗争的线索进一步概括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辛亥革命这三个高潮,并用“革命史” “制度”来描述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 因为这是一个能够合理解释近代中国历史进程、非常符合时代精神、对革命政党具有强大治理功能的理论“范式”,是新中国成立理论框架的基础。研究革命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 。 即使在革命成功后的早期阶段,这一理论“范式”的解释功能仍在继续。 改革开放后,以民族解放为中心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所取代; 对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取代。 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革,时代精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新形势下,社会主要运动已从原来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转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四个现代化; 此前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掩盖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矛盾凸显出来。 自实现社会“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以来,一些人开始提出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想法。 注重历史评价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方向,更能凸显近现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 这一命题在理论上逐渐系统化,形成了“现代化范式”的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对于是采用“革命历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进行分析和解释,也曾存在过讨论和争议。

事实上,上述两种“范式”之争之所以产生,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进程”或“革命进程”的判断密切相关。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谁更重要的判断并不是主观政治立场的动摇,而是来自时代的客观变化。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和社会变迁都与“革命过程”密切相关。 革命进程和革命事业是这一时期影响中国的基本趋势。 基本因素是界定社会本质内容的基本因素。 人们更加关注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合理的。 只有把握了这个基本线索,才能顺藤摸瓜,厘清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方方面面,包括洋务运动、1898年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北洋军阀、资产阶级等域外历史真相。 “革命过程”。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 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十分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新时代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关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即关注“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性,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次。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命题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其复杂的变化,无一不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中心主题。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 抓住这个中心主题进行分析,推动其他问题的研究,就可以探寻百年中国历史的真相,充分把握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线索。

从现代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关注中国社会与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虽然在理论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两者并不对立或排斥。 事实上,正如胡升先生所指出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历了哪些过程,遇到了哪些困难,产生了哪些差异,他们进行过哪些辩论。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用这样的题材来描写中国近代史,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转载序言)只是在战争年代,人们无法集中注意力主要精力放在考察世界变革总体进程中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无法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一个包含革命而不是排除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融入等为参照,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巨变显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重新定位历史、以新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关于中国近代史理论“范式”的讨论十分活跃,但并没有产生此前出现的“一升一压”或“非此即彼”的结果,因为两者“范式”具有对方存在的价值,不可否认:用现代化范式来研究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固然重要,但至少从人们目前对历史的认识来看,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使用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革命里程。 它不能取代整个现代历史。 反之亦然。 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和不同“范式”的争论,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复杂多彩的实际情况,提醒人们观察中国近代史。通过不同的观点,从而避免偏见或错误。 不同学术流派的讨论只是发现自己的不足,纠正彼此的偏见和缺点。 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多种“范式”的并存,是思维活跃的直接结果。 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深化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推动学术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世界思想解放深化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因此对“范式”的讨论需要受到一定的学术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与积极思考相反的结果。 比如,用“革命史范式”解释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史时,还需要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我们要避免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 我们要警惕绝对化、绝对化的研究思维。 研究理论变得教条化的倾向。 用“现代化范式”来解释社会变迁过程也需要高度重视,因为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来理论,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得到了相对熟练的磨练。 如果照搬这一理论,只把中国视为西方普遍历史在东方的一个特例,就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最终走上“告别革命”的道路。 甚至西方理论界也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保持警惕。 他们对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表示怀疑。 甚至有人认为,这与推动英美自由民主和美国文化紧密结合。 一起理论。 这些趋势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研究的深入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可见,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思想活动今后仍将持续。

改革开放与中外史学界对话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新时代,开启了中外史学界的对话。

近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 从林则徐、魏源“睁眼看世界”这一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观察世界。 随后,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开始了。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外学者的交流。 学术交流。 从理论上讲,这种交流与对话对于树立世界背景下思考中国的视角,摒弃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介绍海外国学的优秀成果,从而促进中西学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科学唯物史观的结合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是曲折的、不平衡的。 主要问题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自身历史的过程中能否保持主体意识,对国外史学界的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 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史学领域的主导作用和主流影响,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国外注重跨学科研究、不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学者,确实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得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热”是因为对“东方睡狮”的好奇,那么20世纪的“中国热”则是因为窥探大寒时期被封锁的中国内幕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随后国际历史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反应也不断升温。 外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给中国学者带来启发,但也提出了挑战。 国外一些学者在吸收中心地理论、城市空间网络理论、等级尺度理论等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市场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乡村社会和中国城镇化进行了研究。 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提出了分析中国经济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模型。 也有一些国外学者从传统朝贡制度与现代条约外交制度的矛盾角度审视中国近代史乃至东亚近代史。 他们从地域和时间差异的角度看待东亚面临的外部压力,强调东亚历史的重要性。 内在性、结构性和基础性的连续性,重点思考东亚国家在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互动,包括政府层面、知识分子和民众层面的互动。 人们认为,来自亚洲的影响应该比来自西方的影响更受到重视。

上述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建立理论框架的意义,认识到实证研究的“差距” 。 为什么外国学者能够大胆地提出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发展的某些理论或模型而无需过多顾虑,而中国学者在提出理论或模型时却比较谨慎? 在一些学者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引入这种从世界看中国的理论模型,作为分析现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工具。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是建立社会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发展研究的区域体系理论,寻求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途径。 应该说,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际情况,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面临着与国际史学界和外国学者的讨论和交流。 西方历史理论相继传入中国,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潮。 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理论挑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然,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契机。

国内学者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较为扎实的实证研究阶段后,发现利用国外学者提出的模型或理论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如果有些模型不完全符合历史现实,至少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修正其结论; 有些理论在提出时存在历史数据使用不当和统计错误等问题。 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大量历史数据或具体事例研究后才能发现。 由于我国历史资料的数量和充分利用的条件有限,第一手资料严重缺乏,国外学者的模型或理论主要建立在较为繁琐的理论推演或逻辑推理之上。 但即使在理性层面上,其理论渊源以及模型或理论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这些模型或理论都偏离了中国历史的现实。 在使用史料或文献方面,中国学者肯定比外国学者更得心应手。 这一现象引发学者们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的讨论。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介绍和研究,特别是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本土化的话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欢迎。 注意。 当社会日益面临复杂深层次的问题,当人们越来越需要具有更高解释力的理论来解决问题时,唯物史观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功能。

当前,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对话十分活跃,学者层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导的联合研究日益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联合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初期追随国外学术理论的“知识移植”水平。 它不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现象,而是在维护自己“知识体系”的合法性。 关于基于性的平等的学术对话。 国内外学者正在共同思考超越本国的历史视野,建立面向未来、视野更广阔的历史认识。 在频繁的国际历史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充分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和主流影响力。 我们相信,新一轮中外历史学家的对话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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