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下午3点,岳麓书院论坛第429期暨著名讲座系列《向汉学致敬:第四届全球华人汉学盛典》第四期人文讲座开始。 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唐勤富教授。 岳麓书院历史系丁进教授主持了《中央集权礼制的变迁阶段与特征》讲座。 来自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100余名师生和社会公众参加了讲座。 本次讲座在凤凰网“锋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在线观众达32.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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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唐勤富教授

目前尚无关于中国传统礼制分期的专着。 以往的研究者习惯于根据朝代兴衰的线索来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的变迁,这与中国传统礼制的实际变迁并不相符。 唐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秦统一以后的时期是中央集权时期。 那么,秦统一后形成的中央集权的礼制制度是如何演变的呢? 其特点是什么? 集中祭祀在中国传统祭祀史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次讲座旨在解决这些问题。

讲座一开始,唐教授就开门见山地指出,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中国传统礼制分期的学术论文。 礼史专着以编年史的形式写成,分六大部分。 按照他的理解,秦统一之后,应该是中央集权礼制的阶段。 要理解中央集权的礼制,必须明确两点:第一,中央集权的礼制是在统一政权出现之后产生的。 这种礼制以集权专制为政治基础,以“五礼”为形式,以主张皇权为主要内容。 “五礼”是中国古代成熟的封建国家礼仪制度的核心内容。 其次,中央集权的礼制是依托封建专制政府、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礼制。 它突出君主集权,强调尊卑等级。

他进一步指出,中央集权礼制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秦隋时期是中央集权礼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二是秦隋时期是中央集权礼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第二,唐宋时期是中央集权礼制的鼎盛阶段,五礼制度十分完善; 第三,元明清时期(道光以前)是中央集权礼制的衰落阶段; 第四,从道宪到民国,是从中央集权礼制向近代礼制的艰难转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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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随后,唐教授重点分析了中央集权礼制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中央集权礼制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秦朝统一了天下,但毫无疑问,秦朝的礼仪制度主要是继承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 但统一后的秦朝礼制,具有更加明显的专制、集权色彩,在礼制建设上有重大创造。 《通典》云:“秦以礼平天下,还咸阳,乃采之,以尊君抑臣,以时世之旨”。 “尊君抑臣”意味着强化皇权,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集权主义色彩极其明显。 尊臣谦卑的专用称谓:皇帝为爵位,皇帝的“号令为‘知’,号令为‘谕’,皇帝称自己为‘我’”,大臣们给皇帝写的信是称为“尚书”、“上奏”,强调君为上,臣为卑。 这种体现君主专制集权特征的礼制,被后世完整继承,如泰山禅礼、郡县制、丧葬礼仪等。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 汉初,其叔父孙通制定了大王朝的礼制,使尊卑十分明确。 故高祖曰:“吾为贵人,知吾今日为帝”。 《史记》记载:“至于高祖,遍及天下,叔孙通有得失,多攻秦。” 显然,汉初继承了秦朝的礼仪遗产。 汉代礼仪制度的构建体现在“兴事礼”和天子论上。 高祖举行朝礼,武帝举行禅宗大典,元帝以“根本不祭祖”为由,废除了诸侯王祭祖的权力,将祭祀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平帝元始五年颁布的《元始礼制》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更重要的贡献在于礼学理论的发展。 大致而言,汉代礼学的发展有三个明显的转折点。 首先,汉武帝废除了持书令,只尊儒学。 古经开始出现,传统礼仪以德为中心,转向德政并重; 第二,新莽时期刘歆以古经为汉代侍奉王莽,确立古经为官学,并开始用其全面创建以“国家层面”为基础的新礼制。 ”; 其三,郑玄融今古经于一体,为重礼重政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这三个转折点大致为新礼制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时期王素批判郑玄,使儒家经典重新形成新派,促进了礼学的深入发展。

五礼制的产生有三个条件:学术发展的基础、国内外政治形势、皇帝意志。 三者缺一不可。 西晋在这三个方面都满足了要求。 西晋创建了五礼制,从此成为后世书写礼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了许多民族政权。 他们在与汉族的交往中,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礼仪习俗逐渐融入到中国的礼仪体系中,成为中国传统礼仪体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可以说,它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为后世确立了包罗万象的礼仪制度的发展方向。

2、中央集权祭祀制度的成熟阶段

盛唐时期迎来了中央集权礼制的新的历史时代,即中央集权礼制的成熟阶段,五礼制的创建达到了顶峰。 五礼制是适应中国统一封建专制政权的权力礼制。 也是中国传统礼制发展的最高阶段。 唐宋之碑礼与宋代士人为代表的礼学理论是唐宋时期的两颗瑰宝。 唐高祖继承了隋朝的礼制,太宗又修订了礼制。 贞观十一年,完成《新唐礼》(即《唐礼》、《贞观礼记》)。 唐宋礼制的编纂,体现在唐代的《贞观礼》、《咸庆礼》和《唐开元礼》中。 《书》中,仪式的数量、规模、完备性和丰富性远远超过前代。 唐宋时期的礼仪内容主要围绕皇帝及其亲属的礼仪,体现出尊君轻臣的色彩。 到了宋代,理学的礼学理论已经摆脱了汉唐的解释倾向。 成朱学派提出了“礼即理”的主张。 朱熹强调礼是“自然规律,人事规则”,将自然理与礼紧密结合起来,从本体论的角度阐明礼的原理。 其精神实质和理论水平达到了历史新的高度。 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礼仪理论水平最高的时期。

唐宋时期,也出现了礼制下移的现象。 即在完善中央集权、专制礼制的同时,礼制也开始向基层民众普及。 这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礼仪出现在仪式上;二是民间礼仪出现在礼仪中。 2、各级政府的礼仪教育工作; 3、士大夫向百姓弘扬礼仪。

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汉族五礼制,这不仅为中国传统礼制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快速发展。

三、中央集权礼制的衰落阶段

蒙古元朝的统治政策和文化传统与汉族国家有很大不同。 所谓“治国之道,应从其风俗”,采取“治汉人必按汉法,治北人必按北法”的方略,国内民族分为四等,实行不同管理。 叶子期批评说:“自元朝以来,大多数人都在北国,在中国之外,北方的人在北方,南方的人在外。他们变得深深封闭和顽固,行事作为防御,认为他们可以获得亲近和疏远。” 元代的礼制就体现了这一点。 摆脱文化保守主义。 元朝不重视科举考试,轻视儒学。 它重视阴阳法师,尊崇藏传佛教。 元朝在具体的礼仪中顽强地保留了元朝的民族特色,如年号国名、郊祭天、祭祖、庙制等。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认为元代“中风衰落,易道衰落”。 他强调,“袁氏抛弃礼法,沿袭了数百年,中国的礼法几乎全变了”。 因此,他极力恢复和重建汉族五礼制度。 明初,礼制朝着集权专制的方向迅速发展。 具体表现为:一是恢复汉制,消灭“胡俗”; 第二,加强皇权,实行启蒙; 三是秩序井然,层次清晰。

永乐至嘉靖之前,对洪武礼制进行了一些修改。 嘉靖朝是明代国家礼仪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充分体现了专制皇权政治对礼仪制度变迁的影响。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礼之争。 嘉靖以后,穆宗纠正了嘉靖礼制,简化了礼制,大体沿袭了嘉靖礼制。 朱元璋定下的祖法:“不礼则不法,法无礼而不礼则违法。故礼之目的在于显,法之目的在于礼”。在里面使用。” “明礼,以导民”。 “法固固”,加强专制统治,维护朱明的国家。 明代崇尚程朱理学的“一统”思想; 编纂《五经》、《四书》、《行理》,在学术领域实行专制统治。 士人在政治压力下胆怯,在礼制思想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发展。

明朝灭亡、清朝继位后,思想、文化、政治氛围并没有改变。 清朝仍然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 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知识精英在高压下不得不转向寻性研究。 思想界沉闷、压抑,因此在礼制思想上鲜有突破,中央集权的礼制体系走向衰落。 当然,清朝在礼制上也做了一些工作。 礼制的构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顺治入关之前,实行带有浓郁满族风味的礼制; 第二,顺治入关后,一直到乾隆《大清通礼》完成之前,是其礼制的发展阶段,建立了满汉结合的清朝礼制; 第三,《大清同历》完成之后,道光之前,为第三阶段。 在《清同礼》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完善满汉礼制,如制定了《满族祭神天礼》等富有满族色彩的礼制。

综上所述,元清两代的礼制都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 其中元朝相对比较保守,与汉制不相适应。 明朝试图恢复中国礼仪。 但元、明、清三代在强化集权专制方面是相同的。

四、晚清民国礼仪制度的艰难转型

唐教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清末民国礼制的艰难转型,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的西方文明,不是古代的少数民族文明,也不是西域文明。中国,不过是一个整体超越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 现代中国文化所面对的西方文化,不是万芳来时期欧洲中世纪野蛮愚昧的文化,而是受过人文主义影响、受过文艺复兴洗礼、受过宗教改革和现代工业化锤炼的文化。整体而言,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 先进文化。 近代中国面对的西方国家都是有着丰富殖民经验、实力远超中华帝国的军事强国。 因此,随着中国帝制的衰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依靠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生存的中国传统礼制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如何凤凰涅槃,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道难题,考验着中国人民的智慧。 就清政府而言,道光朝拟修改礼制,宣告“改弦易辙”。 1907年,清政府宣布“宪政改革”,并于1909年正式设立礼学堂。宰相陈宝臣带头请愿,修改礼制十九条。 这些表面的礼仪改革的实质是坚持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而没有对礼仪思想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民国初期,废除专制礼制、重建礼制的呼声日益强烈。 当然,对于如何修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有起死回生、恢复旧礼的方法。 袁世凯掌控礼制编纂会(后改称礼制殿),先后编撰了《祭天通礼》、《祭冠服饰制》、《祭冠服饰图》、《祭孔礼》、 “关岳联合祭祀仪式”、“忠烈祠祭祀仪式”、“会见仪式”成为他复辟和集权的工具。 元祀孔子,祭天,即位。 每一部恢复剧都采用了旧式的跪拜仪式,旧礼的恢复达到了高潮。 袁世凯战败后,新任总理段祺瑞下令废除袁世凯制定的礼制。 随后,段祺瑞先后掌控礼修处和礼编会,曹锟指示加快编写《中华民国礼法》(草案),张作霖建立的“礼堂”都来了。结束。 礼制成为北洋军阀的玩物。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 同月21日,南京市政府成立“礼仪徽章审定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礼仪的进程。 到1937年11月迁往重庆时,已经做了一些礼制改革的工作,并陆续颁布了一些礼制改革的法令。 但恢复困难且缺乏执行力。 因此,政府官员自己也承认:“时代变了,跟随的人不多了”。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于1943年8月召开“礼仪座谈会”,并于11月在重庆北碚温泉召开礼仪研讨会(即著名的“北泉礼仪会议”),制定了《贯穿戴继涛思想的《民国礼仪》。 《礼制》(草案),是近代中国国家层面上最大的礼制制度制定盛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再次修订《中华民国礼制》(草案),到1946年冬大致起草,名为《中华民国礼制》。中华民国”(草案)。 这个草案也受到了戴继涛思想的影响。 这两种礼制同源,同属五礼。 但他们根据社会需要,古今中外的考量而定名。 从具体内容来看,专制集权体制下以皇帝为中心的礼制体系被打破,一些符合时代变化的新礼制被设立。 具体仪式也大大简化。 但许多传统的旧礼仪制度仍被纳入该制度。 内容被塞进新的仪式系统中。 显然,这种仪式是旧仪式制度的翻版。 这两份草案虽然正式发布,但显然没有完成礼制的革故鼎新的工作,没有正确完成中国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标志着中国传统礼制的终结。 “五礼”制度。

讲座以总结和提问环节结束。 唐教授回答完问题后总结出两点:第一,中央集权礼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可分为诞生和发展初期、鼎盛阶段、衰落阶段和困难阶段。 转型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切不可混淆。 二、中国古代一些特殊制度、特殊历史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特殊制度、特殊历史,都需要根据其自身的发展趋势和独特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以及历史的兴衰史。中国古代朝代是无法统一复制的。 ,否则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它们演化的规律和趋势。

唐教授的讲课深入浅出,线索清晰,史料详实。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受益匪浅。 通过这次讲座,大家对集中式礼仪制度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本次讲座是“岳麓书院讲坛·第四届国学大典特别系列”的第四场人文讲座。 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于今年5月20日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凤凰网、敦和基金会共同主办,并得到贵州新悠然酒业的战略支持。 评选全球华人国学奖(国学终身成就奖、国学成就奖、国学传播奖、国学新星奖),围绕民生问题、心理建设问题举办系列高峰论坛和人文讲座疫情背景下的文明冲突等问题,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探索国学传播和文化创新的路径。 为此,岳麓书院与凤凰网特别策划举办了“岳麓书院讲坛·第四届国学盛典特别系列”,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并通过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广播和线下论坛。 希望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汇聚文化思想精英,激活传统智慧资源,摆脱闲谈,直面当前现实危机,探寻济世之道,促进文明良性交流。 (文/涂庆龄/陈永浩)

【唐勤富教授简介】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朱熹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名誉理事历史学会。 1991年代表国家出席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六届年会”。 应邀到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讲学。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历史研究》、《文学史》、《中国文史丛书》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宋礼诊》、《朱熹史学思想》等著作9部。主编或参编专着、教材、文集、词典18部,主编古籍20余种,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宋史礼诊》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礼仪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等多项省部级项目。

【讲座直播回顾】

国学大典人文讲座 唐勤富教授主讲《集中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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